㈠ 张瑞芳的人物佚事
60多年的艺术生涯让张瑞芳与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瑞芳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旧军官家庭，父亲张基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科长。北伐开始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任第一集团军中将炮兵总指挥。母亲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位意志坚定的老共产党员；姐姐投身革命，影响她年少时就走上革命道路。中学毕业的她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画专业，当时正逢国家危亡时刻，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地，华北危在旦夕，张瑞芳与进步学生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走出画室用自己的画笔当匕首，在街头画壁报、宣传画，激励大众抗日救国，由于爱国热情高涨，瑞芳感到单用画笔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走上舞台与蓝马等名角儿共演了田汉的名剧《名优之死》，虽是演配角，但那种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感受使她激动不已，每回在台上演到动情处，听到台下爆发的雷鸣般掌声，她的心就为之一震：要是像蓝马一样当一名出色的演员该多好！
不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日寇暴行，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就在这种危急情势下，张瑞芳与崔嵬等一起挺身而出，在军警的层层包围下，演出街头活剧《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全身心地投入，层层密密的观众沉浸在激昂的爱国热情中，连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军警都受到感染，放下手中的军棍与民众一起高呼“放下你的鞭子”！把石块投向剧中那个耀武扬威的日本鬼子。此剧连演十几场，直至天亮观众都不愿离去。那天的情景使张瑞芳终身难忘：演戏实在奥妙无穷，革命文艺有多强的生命力！戏一旦与观众的心灵发出共鸣，就会迸发无穷魅力！“我要演戏！”她就是抱着这个坚定信念参加了党领导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踏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艺术道路。 烽火岁月中，成了职业演员的张瑞芳演戏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所谓“移动剧团”，就是移动在抗日救亡第一线，活跃在华东地区演出《打鬼子去》、《林中口哨》、《七·二八之夜》等抗战独幕剧，边创作边演出，像“大篷车”跑遍了街头、乡村、矿区、工厂，工农民众看戏之后群情激奋，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抗日热潮。张瑞芳不仅在“移动”中磨炼了演技，而且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移动”到南京，刚刚出道的张瑞芳在陈荒煤编剧的《打鬼子去》中扮演张大嫂，角色在戏中受到日本鬼子强暴后又发现自己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刺死，不堪忍受强烈刺激而发疯。这场戏演来有难度，排练时感情的爆发力总嫌不足，她苦思冥想反复琢磨，发现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突然发疯的外部刺激是鲜血，于是顿生妙计，用一只橡皮球盛满用糖拌和的红墨水，塞在道具娃娃的襁褓中，排练到这场戏时，她一边与鬼子搏斗，一边轻捏襁褓中的橡皮球，“鲜血”一下涌了出来。这岂不是自己亲骨肉的血？她惨叫一声便“发疯”了。这一招可真灵，每回正式演出，凭借这“血”的刺激，眼神发呆，悲恸惨叫，即刻发疯，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有一次，由于她演戏太投入，发疯后失去了控制，在奔下场时竟然摔倒，被人扶起来还浑身发抖。几乎是同时，一位观众也在台前猝然昏倒，原来她家在卢沟桥，有着与张大嫂相同的遭遇，强烈的共鸣唤起了她的痛苦回忆，全场悲愤难抑，“打鬼子去！”的口号声响彻剧场。
“移动”到重庆，由于这儿是全国进步文艺中心，许多知名文艺家团结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八路军办事处周围，起到了文艺先锋作用。张瑞芳先后签约于怒吼剧组、中国万岁剧团、中华剧艺社，活跃于戏剧舞台，主演了几十出话剧。《棠棣之花》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剧借古喻今，现实感强烈，她扮演的酒家女春姑质朴纯情，用诗的语言传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的挚爱。演出时达到了万人空巷看“棠棣”的盛况，周恩来观看过六七次。《屈原》则是她的成名作。剧中她饰演婵娟，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石羽饰宋玉，堪称“黄金搭档”。演出轰动山城，剧中充沛的爱国激情和饱满的忧患意识激发了观众的抗日热情，当屈原受到陷害徘徊于汨罗江时，婵娟寻到老师与之共同诘问苍天时，当婵娟冒死闯殿，痛斥南后陷害忠良时，当婵娟揭穿南后阴谋，替代屈原喝下毒酒，面对屈原含笑死去时，观众掌声不断，全场呐喊：“还我屈原，还我国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剧编剧郭沫若对此场面感动不已，当晚演出后，题诗相赠张瑞芳：“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接着，她又出演了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愫芳以及巴金的《家》中的瑞珏，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誉为话剧“四大名旦”。 张瑞芳成名在舞台，心爱的却是电影。读书时就是个影迷，不迷好莱坞专迷孙瑜执导的电影：《大路》、《野玫瑰》、《小玩意》等，片中的阮玲玉、王人美、金焰、黎莉莉等也都是她崇拜的明星。学校的隔壁就是一家电影公司的片场，一放学她就隔着篱笆看拍戏，片场像西洋镜似的变换，一会儿是“贫民窟”，一会儿是“大马路”，一会儿又变成“别墅花园”，有一回她真的看到阮玲玉在乱草堆里拍戏，演的是一个朴实的村妇，身穿蓝底的花布衫，头扎方巾，手拿一只破篮子，那双专注而又水汪汪的眼睛给她留下难忘印象。好几回她梦见自己也在片场拍戏，一会儿演白雪公主，一会儿演富家小姐，一会儿又演穷丫头。拍电影有多神奇，当影星又何等风光，她常常这样想。
想不到的是，10年后的张瑞芳梦想成真。真的成了孙瑜电影中的明星。她的电影处女作便是孙瑜编导的《火的洗礼》。扮演的角色是日伪女间谍，初次上银幕就演反派让她充满好奇。戏中要变换多种身份，时而是混迹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穿红戴绿沉湎于花天酒地之中，时而是假装老实的纱厂女工，到处转悠刺探情报，戏中的她打扮成难民，潜入兵工厂的住宅区， 装饿得昏倒，博得魏鹤龄扮演的工人的同情。两人坠入爱河。由于她提供了情报，引来敌机轰炸兵工厂，她目睹自己心爱的邻居小孩被炸死，终于在火的洗礼中良心发现，向老魏吐露真情，遭到特务头子的暗算，含笑死在老魏的怀里。她与魏鹤龄已是第二次合作，第一次是话剧《国家至上》是演父女，这次又演一对恋人，有趣的是，老魏演戏特棒，却常忘台词，上回台上演父女感情达到高潮时，老魏突然卡壳，反应灵敏的瑞芳即刻编词儿填充，观众浑然不知。正当蒙混过关时，哪料老魏又记起了那段台词，回过头来演得头头是道，这下反而弄得瑞芳抓瞎，故作镇静演一遍才算没露破绽。这回镜前演恋人幸好老魏没忘台词，卡壳的却是瑞芳，由于她是第一次拍片，初来乍到摄影棚，交际花的妆就化了好几个小时，化妆师在她脸上变戏法，她只能耐着性子受折腾。等化装打扮好进棚上镜头，那天围观者特多，照明灯又从四面八方直射而来，她心里直打小鼓，只听孙瑜一声“开始”，她却忘了台词，连拍五遍才算过关。拍到她的高潮戏：向老魏表白“我是汉奸”时，必须即快流泪，可她怎么也流不出来，又不忍心点眼药水挤眼泪，戏试了几遍都不行，面对一张张陌生而又期盼的脸，不知是焦急还是委屈，突然失声痛哭，导演抓住这一时机终于拍成了她生平头一个镜头。 解放后张瑞芳加盟上影厂，在电影《南征北战》、《三年》中第一次扮演工农兵形象。当她接受《南征北战》中游击队长赵玉敏这一角色时，心里空荡荡的，有力不知往哪儿使。毕竟自己与角色的距离太遥远，那时候提倡体验生活，她与冯喆、铁牛等演员一起来到山东盖都、临沂老解放区，穿上老布衫背上行李与当地乡民同吃同劳动八个多月，她与村妇联主任结成对子，天天到各家串门，听“南征北战”时家家衲鞋送粮食支援前线的生动故事，又背着马枪与民兵、村干部一起学射击，晚上围着小油灯开会学习，地委干部还为他们召集当年参加临沂战役的乡民座谈会，现身说法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创作素材。这才使她与角色一步步靠拢，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农村妇女干部形象。
接着，她又在《三年》中扮演了纱厂女工赵秀妹，两片公映均受好评，周恩来总理热情鼓励她：“我看了你演的《南征北战》和《三年》，你演了一个农民，又演了一个工人，都有点样子了，应当继续努力。”
是的，好电影的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年后，正值10年动乱，深受“四人帮”迫害的张瑞芳与郑君里、赵丹等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少教所的隔离室，有天晚上，她正躺在床上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窗外飘来：“乡亲们，别难过，八年抗战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也一定能打败蒋介石！”这不是赵玉敏对乡亲们说的一句台词吗？侧耳细听，才知不远处的场地上正在放映《南征北战》，观众人山人海，不断响起与剧情共鸣的掌声，赵玉敏的声音在她耳际回荡，她自己也被深深感染了，赵玉敏能在残酷的战争中奋勇杀敌，自己就不能在逆境中熬过磨难？她终于挺过来了。
主演电影《母亲》是张瑞芳始料未及的，因为她当时仅30岁，一直演的是青年角色，与历尽坎坷的“母亲”怎么也沾不上边儿，可此片凌子风却有独到见解：“所以选中她，因为她自己有一个革命的母亲，能把自己的亲身感受融化于角色，这是难得的机遇。”是的，瑞芳演的“母亲”，时时想到自己的母亲：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入死地在日寇占领区坚持武装斗争，一只眼睛被敌人的子弹打瞎，儿子又牺牲在抗敌第一线，连身葬何处都不知晓。面对残酷的战争，面对丧子的悲恸，她没有掉过一滴泪。这不正是自己要在银幕上表现的“母亲”吗？在唐山矿区深入生活，瑞芳又结识了两位革命妈妈——王大娘和马五婶，三位母亲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事迹，成了瑞芳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终于在银幕上树立起一位活生生的革命母亲形象。 描述张瑞芳的演戏生涯，不能不提她的代表作电影《三八河边》、《聂耳》、《李双双》。《三八河边》是大跃进年代摄制的记录性艺术片，这是特定年代的特殊片种，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刻画一位由普通农民成长为人民公社社长的先进妇女。张瑞芳与其扮演的生活原形陈淑贞同时出现在银幕上，为了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瑞芳与陈淑贞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一块儿下地、挑水、聊天，不仅音容笑貌融为一体，连戏中穿的服装也是陈淑贞的，当时陈的母亲嫌女儿的衣服太破太旧不让拿出来，可瑞芳坚持要穿，“不穿就不是陈淑珍”，陈妈妈便连夜为这件衣服拆洗打补丁，第二天瑞芳穿上它来到片场，一针一线传真情，挺角色演得十分鲜灵。令人难忘的是，此片在安徽宿县拍摄期间，国家主席刘少奇会见了摄制组主创人员，并且与张瑞芳、陈淑贞合了影，瑞芳指着陈淑贞对少奇同志说：“她是真社长，我是假的。”少奇同志幽默地答道：“我们欢迎女同志当领导，至少强迫命令可以少些吧。”乐得大伙儿开怀大笑。
看过《聂耳》的观众，一定会对那个一身红帽红衣，心中燃烧一团火的热血青年郑雷电有深刻印象，这个角色可是张瑞芳主动向导演郑君里请缨的，因为她看了《聂耳》剧本后，郑雷电的雷电般个性和对革命的向往与自己的人生感受一拍即合，而且她与聂耳的纯真而又热烈的爱情深深打动了瑞芳的心。这是瑞芳与赵丹（饰演聂耳）唯一的一次合作，以往在圈内是有共同理想的知心朋友，如今戏中成恋人，由于二人演技娴熟，又相知相通，因而配戏“心有灵犀一点通”，尤其“不辣不革命”和“龙华宝塔告别”二场戏，堪称华彩乐章。此片不负众望，荣获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
《李双双》是张瑞芳表演艺术的一个高峰，她以精湛的演技活灵活现地塑造了“李双双”，这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片，围绕了喜旺（仲星饰演）与李双双夫妻间的性格冲突，歌颂了李双双大公无私的思想品格，戏中笑料迭出又富于生活气息，场场有噱头，场场逗人乐。让人们在笑声中得到启迪。周总理也十分欣赏此片，特地请瑞芳到他家做客吃螃蟹，夸她又演了一部好电影，不光思想内容好，艺术上也可取。此片荣获第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奖。 2000年7月11日，张瑞芳“下海了”！一个有着“爱晚亭”美好名字的敬老院在上海正式开张。“办敬老院，不是做生意。我是想办一个温馨的家，让我们这些有着共同爱好、共同语言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的家。”为此，那年82岁的张瑞芳将她毕生的积蓄拿出来，远在澳洲的独子也寄来了自己的存款，亲家母也将自己居住的二室一厅房子卖掉了。被她的精神所感动，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这个拿来1万，那个凑来几千，就连装修公司老板也经常自己掏钱帮助买材料。“爱晚亭”坐落在上海长宁区，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
在虹桥路1035号，爱晚亭敬老院是个嵌进窄窄深巷的小小院落，阳光下的院里有老人悠然打太极。底楼的小花园卵石铺路、树遮藤缠，被戏称为老人们“私定终身后花园”。一楼有餐厅、棋牌室、酒吧和“家宴”厅。二楼和三楼是两人间和三人间的客房，如果不是床边都有红色紧急按钮，看上去很接近宾馆的标准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爱晚亭之名得自杜牧诗句。
这个占地1500平方米、有20来间客房可以接纳40来位老人的敬老院，现住着11位老人，年龄最大的93 岁，最小也有73岁。在敬老院最早的一张全家福中，这些两鬓霜白、气质不俗的老人都喜笑颜开。“现在老人们缺的往往不是物质享受，虽然房子大了，可是人闷了。办这个敬老院，是为了给有共同爱好、共同语言的老人一个共同的家，”张瑞芳说。
“开办这个敬老院没想着赚钱，就想着怎么为老人服务，办出特色，找出经验，”最令张瑞芳触动的，是敬老院里老人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张瑞芳说，和以前“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相比，敬老院还是个新鲜事物，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许多年轻的“老脑筋”和年老的“新脑筋”。幸福的老人都相同，而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
张瑞芳透露，自己和一些编导正在筹划写一个剧本，就把敬老院里这些“来来去去”的老人有意思的故事拍成情景喜剧，也让敬老院为更多的人了解，“不封口，一集一集拍下去”！
“开办敬老院让我的精神有了慰藉。敬老院是阳光事业，也会是朝阳事业。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会像霜叶一样更加红火。”张瑞芳说。 张瑞芳老人的这批捐献品中有她历年获得的各类奖状、聘书、节目单、参加党代会、人大、政协会议等各类会议的代表证件、名人的题词、贺信、贺电等。最特别的是在捐献品中还有张瑞芳平时记的几本厚厚的笔记，以及109张各式请柬。
那些泛黄的笔记本，隐藏了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张瑞芳做事很认真，几乎每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都会认真地做笔记。她的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呢？原来，解放后她参加人大会议时，会议主要议题是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她听了以后很激动，“可事后邓大姐（颖超）问我会议情况时，我传达不清会议的内容，说了一堆‘很好，令人激动’。邓大姐就笑了，说‘我净听见你说形容词了，实质的内容一点都没有听到’。我当时羞愧极了，想如果做笔记该多好！”从那以后，张瑞芳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 这些笔记本在十年浩劫时还差点惹下祸端。当时的造反派看上了这堆可贵的“资料”，想据为己有。幸亏张瑞芳所在的上影剧团（张瑞芳这时已被关押）坚决不允许他们把笔记掠走，并特地把笔记封好，建立了专门档案，这些材料才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说起这段很多人都为之色变的历史，张瑞芳并不动容，除了有时显得有点忿忿之外，更多只是付之一笑。那时在干校里，每天都要填写材料，写这几年来，自己在何时何地做过什么事情。张瑞芳就翻着历史书，对照在中国发生大事时，自己都在做什么，倒也想得八九不离十，连造反派都感叹她的记忆力真不错。
张瑞芳还告诉记者一段趣事，她说：“到了干校，要家人送睡衣。我先生就在家里找，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最后只能把一条很旧的、一撕就会破的睡裙给送来了，我都不好意思穿，可笑的是造反派还把这算成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把少奶奶的习气带了进来。”
等张瑞芳回家以后，老伴劝她把材料烧了，说他有一个朋友家有壁炉，可以去销毁。张瑞芳嘴上说好，可一看里面还夹杂着周总理的亲笔信时，就舍不得了，说等整理好了再烧。这一拖就没了底。张瑞芳整理房间时，想起应该把这些破旧的东西处理掉，可她身处闹市，烧东西太多恐怕引起火灾，还污染空气。于是就想隔段时间去莘庄亲戚家（她家有院子）去烧掉，无奈路途遥远，一直没时间。碰巧这时候上海历史博物馆打来了征集电话，这才把这堆珍贵的“历史见证”从火中救了出来，也帮张瑞芳解决了“麻烦”。难怪打心里舍不得烧了它们的张瑞芳连连说：“终于找到了归宿，它们终于找到了归宿！” 现今九十高龄的张瑞芳，她的客厅西壁，悬有两幅郭沫若书赠的墨宝。
其一为郭老1959年题的一首“旧作”：风雷叱罢月华生，人是婵娟倍有情。回首嘉陵江畔路，湘累一曲伴潮声。诗中“湘累”，指屈原。《汉书·扬雄传上》：“钦吊楚之湘累。”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据张瑞芳回忆：“风雷叱罢”一诗是1942年话剧《屈原》在重庆北踣演罢最后一场后，郭老和全体演职员在皎洁的月光下纵情联欢时的即兴之作。“回首嘉陵江畔路”一句，自然将时空“闪回”到六十一年前的陪都重庆……
抗战时期的1942年，郭老正好五十岁，年富心雄，才华横溢，他继“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为题的《棠棣之花》之后，又激情满怀、一气呵成了以“团结抗敌”为题的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屈原》，由应云卫负责的中华剧艺社在山城重庆最大的国泰戏院隆重上演，导演陈鲤庭，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石羽饰宋玉，施超饰上官大夫靳尚，丁然饰公子子兰，张瑞芳饰婵娟，并有交响乐为屈原朗诵的《雷电颂》伴奏。此剧借剧中人之口，倾诉了人民的心声，狠击了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山城的大轰动，连桂林、贵阳、成都的百姓都纷纷涌到重庆看戏，盛况空前。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屈原》演出时，郭老常临剧场与观众见面，还热情洋溢地为演员们题诗以励，并拿出自己的演出税请全体演职员吃饭。张瑞芳那时才廿四岁，她倾注了一腔心血，与角色融为一体，爱憎分明、妙肖传神地演活了“婵娟”，赢得了万千观众，包括周恩来副主席与郭老的好评。郭老当时特书赠七绝一首赞之曰：凭空谪降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民纪卅一年四月自三日起至十七日止凡十五日屈原一剧在陪都国泰戏院上演瑞芳女士演婵娟一脚书此奉赠郭沫若（章）壁间另一幅墨宝，乃郭老1963年为祝贺张瑞芳在优秀农村喜剧影片《李双双》中，“天衣无缝”地扮演了个性坦率真诚、纯洁无私、坚韧爽朗又意气轩昂的新农民李双双，而荣获了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特意题写的。诗曰： 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姊妹，人人竞学李双双。这两幅墨迹，铁画银钩、刚柔相济的行书，书风儒雅，潇洒飘逸，颇富浪漫气韵，尤显得字如其人，字如其诗也。 张瑞芳住在淮海路上，这并不是上海最热闹的一条街，但却是最繁华的一条街。张瑞芳住在淮海路最繁华的地区过去以后的一段，靠近襄阳路，房子虽然不大，但老伴去世后，一个人住的张瑞芳也颇觉冷清。张瑞芳说，儿子在澳大利亚当厨师，很忙，一年也没几天的假期，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忙得什么似的。一下子，张瑞芳回想起了这堆被捐献的物品所代表的年代中，儿子的遭遇。
“那个时候，我被关进去，我先生的行动也失去自由，儿子只能寄放在亲戚家。他每天就像大姑娘似地躲在家里看书，等我出来以后，他的背已经弯了，虾米似的。想起来，我还是很内疚，没有照顾好他……他除了喜欢看书，还有就是喜欢做饭，而且很有天赋，无师自通。到了澳大利亚以后，他凭这手艺还真得到了赏识，现在基本已经站稳脚跟了……”既然儿子已经站稳脚跟，张瑞芳为什么不肯去澳大利亚和儿子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呢？“我去过，那里太冷清，到了那里，我就是一个没有朋友、没有自己圈子的中国老太太，住不惯的。”由己及人，只有老人才能理解和懂得老人的孤独，这也是张瑞芳决定办敬老院的一个原因。
㈡ 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何真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曾任湖南省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后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作为一个“职业企业家”，何真临的职业生涯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七届人大会上因与李鹏总理的对话，被李鹏总理赞誉为“学者型的企业家”。在八届人大会上，由于对话中引出了朱镕基同志的名言：“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追捧，被戏称为“职业议员”。20世纪90年代，何真临“企而优则仕”，被提拔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轻工集团副总经理、省盐务局副局长。2006年退休受邀加盟三一，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2013年1月，何真临所著《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在北京首发，该书全方位解读了与三一和梁稳根有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也就在该书出版之际，何真临践行加盟三一时的诺言，七年之痒，离开三一，再次隐退江湖。我曾经多次与原三一集团原副总裁何真临先生进行会谈。何真临先生博学、深邃而有锋芒，大有“唯楚有才”和舍我其谁的感觉。前不久，我去湖南讲学，再次与何真临先生相逢，老友见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为什么选择三一
程冠军：您做过官员，又曾长期在国企工作。从官员到国企领导，然后到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当时，您是怎么来三一的？
何真临： 我是在体制内画了句号以后9个月才到三一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直率，没有隐瞒，不装深沉。我总结自己一生有四句话：第一句：技而优则企。技术干的比较好，结果就当了企业家，99.37%的职工选了我当厂长，完全是民选。而且当时我提出来，如果没有80%以上的选票，我绝对不当，民众不拥护，我当干什么呢？第二句：企而优则事。企业干的比较好，当了领导。第三句：政而劣则民。这是一种自贬，也是一种自嘲。我这个人太学术，太自负，在政界原地踏步了14年，退休是草民一个。第四句：名而回归企。最后又回归到企业了。这四句对我的一生的概括。
七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李鹏同志到我们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这一次，我与李鹏同志进行了对话。那个时候我是个企业家，我跟李鹏总理提出，要重视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当时李鹏给我的评价是“学者型的企业家”。我对李鹏同志说，只有全面提升企业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 地位，才能够发挥这个群体的作用。在八届人大上，我跟朱镕基同志又有过一次对话，朱镕基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叫“又吹哨子又打球”，这句话就是我在与他对话时引出来的，我当时提出了中国政界的四大弊端。当时，朱镕基总理到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我们湖南团有的代表在朱镕基总理面前发言显得很胆怯。我认为，这就大大地削减了我们湖南团代表的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湖南团的其他代表也很着急，这时，一位领导的秘书对我说：“何总，你上吧”，我说：“没有点名要我发言啊”。他说：“你怕什么！”我最怕激将法。就对他说：“怕倒不怕”。结果等大家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说：“朱总理，我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代表，我讲一分钟。”我的话一出口，全场都愣住了，朱镕基马上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这时，我就噼里啪啦，用最快的语速，讲了中国政界的四个问题。第一，官商再度泛起；第二，银行，我为鱼肉，他为刀俎。另外还有两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讲到官商再度泛起的时候，就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球场比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交战的双方就是企业，裁判员就是政府，我说：“请问总理，如果裁判员也来打球？”朱镕基马上语出惊人：“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
在七届和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我既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的代表，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还是湖南省企业家协会的副理事长。那时，连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也请我去和他交流。牟其中与我从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向，讲到华尔街，上下五千年，谈了两个小时。牟其中很有气势，大背头、高个子，讲起话来不断打手势，滔滔不绝。他的口才、思维，演讲能力和雄辩都非常杰出。我这个人一生不服输，这次见面，他很佩服我，我也佩服他。
早在那个时候，梁稳根就一直在观察我，看我的锐气和思维，看我的作风和情操。他每次见我都说，你越来越年轻，你的谈话还这么锐利，思想还是那么犀利等。后来他就多次发出邀请，他说：“你当什么厅长，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说：“梁老板，你原谅我吧，我跟共产党奋斗了一辈子，我不能中途变节。你要我来可以，那等我把共产党的这个句号画圆了以后。”后来他就跟我们国资委主任讲，何厅长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我退休刚过几天，梁稳根就来电话：“何厅长，我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说：“老板，你容我再三思一下！”中间又拖了几个月，最后梁稳根请我在三一最有 历史 意义的一个地方——岳麓山爱晚亭跟我谈了很多。此时，我被梁董事长的诚意所打动了，试想，我已经下来了，已经不是什么厅长，已经是一个草民，三一还是非要我来。我不来对不起三一。我说：“来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不干经济工作，我说我这一生都是在经济的旋涡里面，进也忧，退也忧。进完不成订单，愧对客户，退无以对员工交代。梁董事长说你干什么都可以，战略、工会、党务、文化。我说干什么都可以，唯独不担经济责任。来到三一，梁董事长就要我分管文化，后来担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管工会工作，又分管对外联络工作，还有公共关系，还有他交办的一些特殊的任务，很多时候我是他的特使，甚至他的一些私人事务也交我去办理。
国企民企：如何实现角色转换
程冠军：您曾经担任过湖南省轻工厅的副厅长，还担任过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到三一之后，您是如何实现角色转换的？
何真临： 我当了14年的副厅长，后来又担任轻工盐业集团负责人。从轻工盐业退休以后，没多久我就来到了三一。此前，我对三一认真研究了6年，对三一的经济、政治、文化、党务各个方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点认识的。可以这么讲，我这几年到三一，就是研究三一、诠释三一、提升三一，研究、诠释、提升——这么6个字。此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三一的书，但一直没有实现。写“华为”的书有若干，但是写三一的书只出现过两本，而且这个两本都不着边际。真正权威的描述三一的书一直到去年还没有出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三一的董事长梁稳根一直保持低调，我每次请示他关于写三一的时候，他总是说，可以准备材料，现在还不着急。他是希望进入世界500强之后，再出版关于三一的书。离开三一之后我写了一本《 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重工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三一的全面精确解读。
我对三一文化的解读是从学者的角度而言的。三一，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方向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文化的解读，战略的解读，创新的解读，肯定是一致的。
三一是很有趣的一个企业，尽管任正非在民营企业是最低调的，但是任正非也不时地会发表一篇文章，诸如《 我的母亲父亲 》《 乏味的冬天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明确地彰显了他的文化和战略意图。相比之下，梁稳根是最低调的。第一，他几乎不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除非是党的会议），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三一，清华写过我们的案例，北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北方交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国内很多知名的学校都写过我们的案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也来写过我们的案例。
要真正了解三一，不只单纯的了解经济，还要了解政治，了解文化。因为三一的成长，不是单方面的经济的崛起，而是三一人高度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一个结晶。因此，写三一不是那么好写的，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一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董事长梁稳根在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的时候就说，我入党以后，就把党的事业和三一的事业融为一体了。
程冠军： 您是一个有思想、敢爱敢恨、敢于承受打击的人。您是湖南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您与两任总理都有过对话。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认为您是“曾经湘江难为水”。
何真临： 在三一工作的七年间，我接触的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很多，耳闻目染。早在来三一之前，我曾经在国企工作，我是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所接触的都是中国顶尖级的学者和知名人士。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厉以宁为我们讲大课，就是我游说他去的，他本来只给省部级班的讲课，结果我们厅级班的领导知道我和他的交情，就游说我去说服厉教授。我对厉以宁说，您讲小课是讲，讲大课也是讲，为什么不可以讲大课呢？结果他就讲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全国人大期间，我接触的一大批中国学界的泰斗。比如说哲学界的李泽厚先生， 历史 学家刘大年先生，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交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我的市场经济的启蒙理念，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给我灌输的。
说我有理论，有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主要是站在三一这个平台上的。我所讲的每一个经济学的理念，都有三一的案例在支撑，三一是怎么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我们希望 社会 各界能够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从政治的层面、经济的层面、人事的层面、 社会 的层面、战略的层面等多个角度去认识三一、解读三一。 因为三一的成功不是单方面的成功。它抓住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机遇，深刻领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一个企业要能够得到成长，他必须首先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造就了三一，其实我的很多解读都涉及这个问题。“三一”人是大智慧、大手笔、大谋略。这个企业之所以办成这样的规模，它是多种智慧的结果。揽天下英才，共举天下大事。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智慧，一个是人才谋略。
我跟许多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都有深厚交情。我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一是得益于我的历练、思考和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三一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如果我不是三一的副总，我值什么钱？所以，我感谢三一。
湖湘文化：改造世界的利器
程冠军：湖湘文化对三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您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您认为湖湘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有哪些？
何真临： 三一的文化的渊源，应该是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二个是地域文化的影响，那就是湖湘文化；第三个就是舶来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对品质的重视。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集成的、宏观的、全局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不断分解和细分的一种文化。制造业本身就是需要东方文化的支撑，就是需要这种集成的、整合的文化。三一其实是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构建和集成为核心竞争力，然后再用这个核心竞争力去整合西方文化中精工的那些元器件，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三一。三一文化是对全球文化的整合。比如说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中西文化的集成，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中国人对品质是模糊的。中国没有品质的概念，品质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文化，是西风东进以后的一个新的概念。制造业所代表的是品质的历练。如果不结合西方的品质文化，我们没办法谈制造。因为制造文化的核心是品质。所以，品质改变世界，蕴含了舶来文化的精髓。那么改变世界的本身，又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就是改变世界吗？
湖湘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概念，一般的文化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炫耀，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寄托，而没有把文化当成一种改变世界力量， 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的湖南人是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融为一体了，这就是经世致用。湖湘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心忧天下；第二，经世致用；第三，实事求是；第四，敢为人先。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文化源于岳麓书院，毛泽东同志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并把实事求是文化变为我们党的一大法宝；三一的文化，是经世致用的一种文化，三一人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改造世界的利器，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致用。心忧天下——三一人作为一个制造业的民族品牌，它考虑的不是通过制造业赚钱，而是通过制造来建立一个高品质的中国品牌，去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情怀！那么，当中国改革开放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的时候，梁稳根毅然决然的辞官下海，那要冒多大的风险，这是不是敢为人先？说到实事求是，三一的文化中，更多的不是把它当作束之高阁、津津乐道的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把实事求是运用到了制造的每个领域、研发的每个领域，把品质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我们各项事业的一面旗帜。在这种文化的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才实现了突破。这就全面解读了三一与中国文化、湖湘文化的关系。
程冠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造就了一方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了像宗庆后、南存辉、马云等一批企业家。您能谈谈湘商吗？
何真临： 浙商是小商品起家，湘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做就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没有崛起之前默默无闻，崛起之后会声响很大。厚积薄发，惊天动地。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所写下的都是浓墨重彩的几笔。湖湘文化名人当中首推曾国藩。蒋中正每天把《 曾国藩家书 》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曾国藩家书 》在今天也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的典籍。毛泽东则说，曾国藩是用文化打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提出了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主张，而曾国藩则举起了捍卫民族文化的旗帜，因此所有的读书人都响应了。所以曾国藩的厉害不光是在于他的局势和手段，还在于他文化的号召。从湖南走出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能够“搅得周天寒彻”，靠的就是6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他把中国广大百姓几千年的诉求挖掘出来，满足老百姓，谁不来干革命？因为旧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土地。因此，文化是从根本上激发需求的一种动机。毛泽东有与天奋斗的一腔豪情，但他又是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看到穷苦百姓没有饭吃，他会流泪。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伟大的文化改变了中国。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的身上都有湖湘文化的影子。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领袖，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 湘商是在改革开放中期后期异军突起的，湘商不像浙商，浙商起步比较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崛起了。那么，湘商的崛起，是以三位工程机械的领袖为代表的。从生产模式看，浙商是小商品，湘商是重工。三一的总裁项文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原来人们都认为我们湖南人只会种田，只会杀猪，只会打仗。但是，当工业化的滚滚潮流扑面而来的时候，像梁稳根这样的企业家却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湖湘文化本身孕育了一批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他等待着天时的召唤，当天时一到，他就脱颖而出，很豪迈。
程冠军：如何看待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如何看待文化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何真临： 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智慧，关键是他能不能把各门学问打通。 企业也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他们的文化是相通的。 乔布斯跟梁稳根是相通的。三一提出的“品质改变世界”，与所有有责任的企业就是相通的。经济学和哲学是可以打通的，为什么？企业文化是价值观，是行为准则。经济学搞的再好，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凝聚人的理念、使命、愿景、精神，这个经济学就是没用的。所以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写诗不是简单的语句的运用，还包括文学、 社会 、民生、哲学等方方面面，包括对鸟鱼虫草的洞察，对每一个细节都细心观察，才能成诗。经济学也是这样，其实它的功夫也是在经济之外的，尤其是要懂得文化学、人才学、领导学。不懂文化学，怎么凝聚人？不懂人才学，怎么领导人？不懂领导学，又怎么组织资源？因此，学问都是相通的。比如，在人格理论、文化理论里面，我认为，要把弗洛伊德、马斯洛，把哲学的真善美和驭世之道等全部打通。如果不打通，你的学问依然是迷茫的。
搞经济一定要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打通。打通以后你才会知道，中国的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学问是互通的，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 社会 的一个层面而已，最后它肯定是相通的。经济学里的亚当 • 斯密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之外，他还写过《 道德情操论 》。
文化是指引企业的最核心的东西。 中国人的思维是系统、全面的思维，是高屋建瓴的思维。所以它能够吸取世界的精华为我所用，它那种博大包容的胸怀，能够把别人最先进、最美好的东西化为己有 。佛教本来是印度向我们传播的，结果，现在中国的佛教成了世界最大的佛教，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颗包容的心。它不像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局部的，而中国文化是整体的，它构筑一个很大的框架体系。文化的发展已经证明，未来世界的文化绝对是东方文化。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模糊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道出了世界的奥妙。中国的文化的本身最能够呼应集成创新，但中国文化也有其弱点，就是它很难呼应原始创新。
“企业家论语”专栏作家：程冠军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业家》杂志202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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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我想开家老年用品店，是加盟好还是自已进货好些如果自己进，应从哪里进
我觉得还是自己做好,加盟的话要求比较多,不自由,自己做很自由,而且准入门槛不高,老年市场做得有特色得话应该是有市场的!但目前的老年市场开发得并不好,看谁能打破僵局,喝第一口水了
我还是觉得湖州的老年用品市场还不成熟,不过事在人为,希望你能成功!